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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老格龙奇出于至诚并长期有效的邀请，笔者便多次登门拜访，与他在炎热的晚夏黄昏共享笼罩在一座有围墙的陵园内真正天堂般的静谧。下面将格龙奇的原话引用了，是大约四次谈话的梗概。这几次谈话全是在融洽的气氛中开始并结束在融洽的气氛中，每次谈话的地点各不相同:第一次坐在接骨木树丛中的长凳上，第二次在夹竹桃丛中的长凳上坐着，第三次坐在茉莉花丝中，第四次在金链花丛中坐着(老格龙奇喜欢变花样，声称还有更多的长凳在更多的树丝中备用)。宾主一边喝啤酒，一边抽烟，间或侧耳谛听那好像十分遥远的几乎动听的街道喧闹声。
第一次采访(接骨木丛中)纪要:“这真滑稽，我们的小瓦尔特谈什么发财的机会，他是从不放过这种机会的，他十九岁那一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个军需连里就这么干了。军需连？———嗯，比方说，他们在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那儿有好多东西可以收集，还能供部队使用:步枪、钢盔、弹药、机枪、甚至还有大炮，每一顶丢掉的帽子、每个军用水壶、皮带等等都拣———当然死人还在周围躺着，而死人口袋里往往会有东西:照片、信件———皮夹子，里面有时有钱。小瓦尔特的一个弟兄对我说过，这家伙可是天不怕地不怕，连死人嘴里的金牙也不放过，不管是什么国籍的———后来还出现了美国人，当时在欧洲战场上这还是头一次———而我们的小瓦尔特第一次在死人身上证明了他自己所谓的生意头脑。当然这一切都是严格禁止的，可是人们———但愿您不在其中———往往错误地以为会令行禁止。小瓦尔特的长处就在于此:他把条令法律并不放在心上，只是留神别被人抓住。嗯，这小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一笔不小的洋财，才十九岁的年纪，回来时腰里揣着一大包美元、英镑、比利时法郎和法国法郎———还有一小包数目可观的黄金。他证明自己有生意头脑，他有很尖的鼻子，看出做不动产生意大有可为，便大量收购房地产。他最喜欢收买空地皮，我指的不是没有种植花草树木的土地，而是用来盖房子的地皮，必要时他也购买已经盖了房子的地皮。美元和英镑那时候很值钱，土地，例如郊区土地非常便宜。尽量靠近公路干线的地段是他选择的，东买一块，西买一块，再买下位于市中心的几所破产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小房子。然后，我们的小瓦尔特就出去干和平工作，这样说如果您愿意:他把美国兵的尸体挖出来，装进锌皮棺材运往美国———干这种活可以在合法的招牌下干非法的勾当，因为挖出来的尸体有的嘴里也有金牙。卫生是美国人讲究的，付给这种工作优厚的酬金，于是有美元紧缺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腰包又有许多合法和非法的美元进了，他又买下了几小块地皮，零敲碎打，这一次是在市中心，那儿有一些小食品商和手工业者破产。”
夹竹桃丛中的谈话纪要:“十四岁那年我到老佩尔策的店里学徒，当时瓦尔特四岁，大家，包括他父母，都叫他小瓦尔特———这名字就一直叫下来了。他们都是好人的，他的父母，他的母亲虔诚得有些过分，老是上教堂什么的，父亲死也不肯信教，您想想，这在一九四年意味着什么。当然，他读过尼采的作品，读过施特凡格奥尔格的作品，他并不是个爱想入非非的人，只是脾气有些古怪，对买卖他不怎么感兴趣，只关心育种和试验，拿一种新的说法说出来:他不仅探索蓝花，而且探索新花。从一开始他就参加青年运动，把我也拉了进去，今天我还能把劳动者这首歌的全部歌词都唱出来。”(格龙奇唱:)“‘黄金是谁开采？矿石是谁开采？是谁织布纺纱？是谁种粮种菜？是谁养活富人而自己却一无所有？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是谁从早累到晚？为别人创造财富的是谁？是谁一手推动世界车轮前进而政治上无权？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嗯，在十四岁那年我从您可以想象的最贫困的艾费尔山村到海因茨佩尔策那里学手艺。在温室里他为我整理出一间小屋子，有床铺和桌椅，紧挨着炉子———他管我吃，给一点零花钱———而他自己吃的也不比我好，钱也不比我多。我们都是共产党，但并不知道这个字眼，不清楚这是什么。我一九八年到一九一年，应征入伍，当然是去冰冷的故乡，他们把我送到布罗姆贝格，佩尔策的妻子阿德尔海德常给我寄东西。我休假上什么地方去呢？我不回老家，不回那个教士跋扈的穷山沟，我到佩尔策那儿去———诺，小瓦尔特那时老是在露天园圃和温室里，在我们中间钻来钻去玩，小家伙逗人喜欢，文静，不随和，但不是不亲切，您知道，我考虑是什么使他和他的父亲完全不同:是害怕。他害怕。那时经常遇到执达员和被银行拒付的汇票带来的麻烦事，我们有时几个帮手把自己不多的积蓄也凑给老板应付过关。从前花圃根本赚不了大钱，只是养花热席卷了整个欧洲之后才赚大钱。因茨佩尔策一心一意探索他的新花海。他认为，新时代需要一种新花，他想入非非非，但从来没能培植出什么一鸣惊人的品种，他尽管像一个发明家一样，神秘地对他的花盆和花坛摆弄了好多年，剪枝、施肥、嫁接，但长出来的只是变种的郁金香或退化的玫瑰，不好看的杂种。嗯，六岁小瓦尔特上学时脑袋瓜里只有一个‘员’字，他对执达员的简称是这个。‘妈妈，今天员来吗？爸爸，今天员又来吗？’是害怕，我告诉您，使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是害怕。当然，他没有上完中学，连三年级也没念完，就到花圃去学手艺，完了，那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您如果问我的话:一九一四年不仅是瓦尔特中学生活的结束，一切的一切都完了。我那一年二十四岁，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都完了。完了。那些白痴竟会受他们那个虚情假意的混帐皇帝的欺骗！这一点，瓦尔特的父亲海因茨也明白，他终于放弃了他那半吊子的试验。他也像我一样不得不入伍———由于我们俩生气，可以说由于愤怒、由于伤心、由于生气而当了上士。那些新兵是我讨厌的，那些刚入伍的笨蛋，他们受过了规规矩矩的教育，卑躬屈膝，真叫人恶心。我讨厌他们，存心折磨他们。是的，我当了军士长，我把他们一群一群地、一营一营地赶出哈克托尔营房，同布罗姆贝格营房那些营房一模一样，毫无二致———以致您闭上眼睛也能找到三连连部，就像在布罗姆贝格一样———一批一批的我对他们进行训练，并把他们送上前线。在我的口袋里，我的皮夹子里有一张罗莎卢森堡的小照片。我把它带在身上，像小圣像一样，它后来像小圣像一样破旧了。总之，士兵委员会我没有参加，不，对我来说，一九一四年是德国历史的终结———他们后来当然把罗莎卢森堡杀害了，社会民主党那些老爷让人杀害了她———后来连我们的小瓦尔特也上了战场，也许收集金牙、捞美金倒是唯一聪明的做法。他母亲阿德尔海德是个可爱的女人，曾经甚至很漂亮，但后来很早就变丑了，红鼻头，尖鼻子，嘴角露出痛苦恼恨的表情，我简直受不了女人有这种表情:我见过我的祖母脸上有这种表情，我母亲也有，这些美丽的脸蛋上只剩下痛苦，只剩下恼恨，她们只听那些该死的教士的话，一清早就去做晨祷了，下午又带上念珠出门，晚上带着念珠再去一次———嗯，我们得经常去教堂或陵园小教堂，因为我们经营盆栽棕榈之类的出租业务。阿德尔海德因此同教堂的关系是大有好处的，逢有社团活动和企业庆祝活动什么的———嗯，我真想朝祭坛上吐唾沫，只是因为阿德尔海德的缘故才没有这样做。海因茨后来也开始酗酒嗯，小瓦尔特经常离开家我能理解了，去扒美国人的尸体，接着他到义勇团混了半年，我想那是在西里西亚，以后在城里呆了一段时间，开始搞拳击，是职业性的，但进项并不多。为妓女拉点客———起初是给那些为一杯二十芬尼的咖啡就卖身的廉价婊子拉客，之后是为高一级的妓女———是的，他后来确实成了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也为时不长。这人从来不多说话的，他也不大在乎他的不动产收益不多，园艺活计他从来没有干过，因为干这种活手会弄得很脏，脏东西会侵入到皮肤纹路中去———而我们的小瓦尔特一向讲究，总是很注意养生之道:他每天早晨长跑，然后淋浴，热水和冷水，他觉得家里的早餐太差劲，是代用咖啡和什锦果酱，于是他马上就溜到他的婊子咖啡馆去，点鸡蛋、真咖啡和一杯法国白兰地———以后这些东西由姑娘们的嫖客付帐。当然，他很早就搞来了一辆汽车，虽然只是哈诺马格牌。”
茉莉花丛谈话纪要:“对父母他一直不错，确实不错，他真爱他们，我差不多相信了。从未顶撞过他的母亲，连一句取笑的话也没有说过。而阿德尔海德的脾气变得越来越不好了，后来她死了，不是死于悲伤，而是死于烦恼。一个闷闷不乐的女人，可惜———从前长得美貌健壮，我一九四年进店时，她一天到晚快快活活、干干净净。瓦尔特后来有时跟我们去送盆栽棕榈，您真应当看看他如何在祭坛跪拜，手伸进圣水盆动作干净利索。后来，他一九三二年加入冲锋队，一九三三年初参加搜捕政界要人，但没有抓过一个人，而是乘机捞了一把票，只要给他首饰和现钞，他就把他们放走———这笔外快一定不小，一辆新汽车、新衣服他很快就有了，当时还可以低价购进犹太人的地产，东买下一家小铺子，西买下一块地皮，他后来说这样做‘有点粗鲁’。这时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绅士，手指甲修得很整洁，一九三四年娶了普鲁姆特尔的女儿夏娃，当然很有钱。这个姑娘您知道眼界很高，人品不错，只是有点神经质。她父亲开了一家经营分期偿还贷款业务的办事处，后来还开了几家当铺———而女儿呢，嗯，读里尔克的作品，吹笛子。嗯，也有几块地产在她的嫁妆中，还有一包现钞。他一九三四年后，当上了名誉中队长，但不参与龌龊的勾当，伤天害理的事也不参与，不能说他这个人心狠手辣，只是一心想弄地皮。奇怪的是，他愈有钱，也就变得愈有人情味，就算在水晶夜他也没有参与抢劫。他只是上音乐咖啡馆去坐坐，看看歌剧，当然是长期票，孩子有了，疼爱得不得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瓦尔特和小夏娃，到了一九三六年，当海因茨确实因酗酒过度而瘦骨伶仃、苦恼不幸地死去的时候，花圃终于被他接管了———嗯，我成了小瓦尔特的业务总管，我们开始搞花圈场，接受党的定货，他把花圃的一部分送给我，今天这部分还属于我所有的，应当说他很慷慨，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刻薄或者小里小气的话。海因茨和可怜的阿德尔海德去世后买卖蒸蒸日上。”
金链花丛谈话纪要:有人认为，瓦尔特如果说是个纳粹分子，就连纳粹分子听了也会生气。到了一九四四年年中，莱尼和那个俄国人发生那件事的时候，他完全的变了。他十分关心他们两人的冷暖，打电话，谈话。他和过去不同的是，变得爱冥思苦想了。瓦尔特也明白:战争已打败了，如果优待一个俄国人和格鲁伊滕家的姑娘，战后是决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利的———可是，战争还会持续多久呢？这个问题使我们大家都精神紧张:最后这几个月里，随时都有人被绞死或枪毙，无论你是老纳粹或不是纳粹，能否挺过去都已没有把握了———妈的，美国人最后从亚琛打到莱茵河，花了多少时间呀？将近半年时间。我相信，体格健壮、十分疼爱自己的两个孩子的小瓦尔特，这时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内心冲突。他住在郊外别墅里，有两条精心喂养的狗、两个可爱的孩子、汽车和越来越多的地皮。老地产他已卖给别人建造居民区和兵营，现款是不收的，不，他不太看重现金，一心只想要实物；离市区稍远的地皮他收进了，面积两倍、三倍于他出让的地皮，因为他是个乐天派。他是十分讲究保养身体的，一直坚持每天早晨在公园里跑步，淋浴，丰盛的早餐，如今在家里用早餐，遇到非进教堂不可的时候，仍能表演一个漂亮的屈膝下跪动作或者敏捷地画十字。但是，这时有了莱尼和波利斯这两个人，他喜欢他们，他们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工人，有着更有势力的后台，是谁他不知道———而且还有别的更有势力的人，可以很快地将一个人绞死、枪毙或送进集中营。这里不过千万别误会，别以为小瓦尔特突然发现了自己身上那个被一些人叫做良心的陌生之物，或者吓得浑身发抖或者出于好奇，那个奇怪的、至今他仍不明白的外来词或新大陆突然开始接近，即人们常说的道德。不，不。他发了财，从来内心深处不存在冲突，可有时遇到外来的冲突(因为党内或冲锋队内也有人找他麻烦，使他烦恼)。在他的所有活动中，他从军需连开始一直到一九三三年收取现金首饰放走政界要人，常常遇到麻烦。有人向党内法庭和正规法院有人举报他，尤其是后来他对花圈和缎带的利用太过分的时候。还真有不少的麻烦事，他硬着头皮去顶，沉着冷静地排除了种种艰险。他采用的方法是强调他的活动对全民族和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说明了他是孜孜不倦地与当时称作‘浪费现象’这一全民族之大敌作斗争的。麻烦是有的，但在对他有利的事情上，他的内心从来就不曾有过斗争。对他来说，俄国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无所谓，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或别的什么党都无所谓———可是，一种更强大的势力和另一种更强大的势力现在是对着干，而且他对波利斯和莱尼怀有好感，甚至———什么样的巧合呀！———他发财，他们俩都帮了，他该怎么办呢？他毫不在意战争已经失败，对政治和‘德国人民的生死存亡’不感兴趣———可他妈的，谁能告诉他，究竟一九四四年七月离战争结束还有多久呢？他深信，作好战争失败的思想准备，是不会错的，改换门庭，可是究竟应当或能够从何时起终于改换门庭呢？”
几个问题由读者自己回答，这里不妨总结一下并提出。首先提供统计材料和外部情况。那就错了，若以为佩尔策是个爱抽雪茄、有点邋遢的人。他(过去和现在)衣着讲究，非常整洁，总是戴时髦的领带，甚至这些领带对年已古稀的佩尔策仍很般配。他抽香烟，一贯风度不凡，这里虽然也描写过他吐唾沫的事，但有必要补充说明:唾沫，他是很少吐的，几乎从未吐过，那一次他吐唾沫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可能还是一种旗帜鲜明的表态。他住在一座别墅里，他不把它叫做别墅。他身高一米八三，体重———据他那给他看病的当医生的儿子说———七十八公斤，他是有一头浓密的头发的，从前是黑色，如今略显花白。确实他应当算作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典范么？什么时候他有过l2、t和w？尽管他看上去对人生有着一种几乎绝对的自信，但没有一种适用于他的l1，有关l1的说明中所列举的八种形容词，如果说，他脸上有时也露出笑容，那么这更像蒙娜丽莎的微笑，而不像如来佛的微笑。如果把他看作是一个不畏外在冲突，不知有内心冲突，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四十四岁那一年都毫无内心冲突，把他父亲的企业扩充了五倍并且不怕“小牲口的粪”的人，那就应当明白，第一次突然失去了绝对自信，战战兢兢地踏上了新大陆，是他到了四十四岁年纪已较大的时候。
如果再考虑到他的一个明显特征，一种强烈得几乎过分的官能要求(他的早餐习惯与莱尼一模一样)，也许就不难想象了，一九四四年年中以后他陷入了何种冲突。如果再把旺盛得几乎过分的精力当作佩尔策的一个明显特征，就能想象，他一九四四年七月后陷入了何种冲突。也许可以说明一份重要的详细的材料，佩尔策在战争快要结束时的表现。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就在美国人入城之前数日，佩尔策书面声明退出党和冲锋队并用挂号寄出，与这个组织的罪行划清界线，声称自己(此信的正式副本可向笔者索阅)“是一个上当受骗、误入歧途的正派的德国人”在美国人入城前夕他肯定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一所仍营业的德国邮局，或者至少是一位有权开证明的德国邮局职员。也有挂号信的收据，尽管上面的纳粹兀鹰标志显得很难看。美国人入城时，佩尔策就可以振振有辞地说他不是纳粹组织的成员了。他领到了经营苗圃和花圈场的执照，因为这时丧葬活动仍在继续，数量虽然大大减少。佩尔策对他的行业的牢不可破的评论是:“总会有人死的。”
不过，他这时还得在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度过将近一年，战争才告结束。而他在有人要求关照(休假、预支、附加工资、额外赠花)时首先总是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的。”这句口头禅得到花圈场所有仍在世和找得到的证人证实。“说这句话他几乎像念经(赫特霍尼语)，念咒甚至有点像，就好像他必须使自己相信他确实不是不近人情的人，有时讲这句话简直驴唇不对马嘴。比如有一次我问他一家人都好吧，他却回答:‘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还有一次，有人———是谁我记不得了———问他那天是星期几———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二，他却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的腔调，我们大家都学着讲，连波利斯也学他，当然比较谨慎，比如当我送去花圈叫他装上缎带时，他就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瓦尔特佩尔策发生的变化，从心理分析角度来看很有意思。”佩尔策这句口头禅的数量和质量克雷默尔充分证实了:“是啊，这句话他老挂在嘴边，人们已完全不把它当一回事，就像在教堂里听到‘主与你们同在’或‘怜悯我们’一样。他后来有两种说法:‘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和‘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
格龙奇(在后来一次可惜不能舒适地坐在接骨木或类似的树丛中欢聚的短暂访问中)说:“对，不错，不错。‘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甚至有时一个人的时候他也这样自言自语。我常听到，毫不放在心上，因为这对他来说几乎已变得像呼吸一样理所当然。嗯(格龙奇脸上露出奸笑)，那些金牙也许是使他有点不自在，还有那些偷来的花圈、鲜花、缎带和他在继续收买的地皮，也未停止，即使在战争时期。此外，您有时不妨想一想，两把、三把、也许四把不同国籍的金牙怎样变成了一块地皮，起初并不吸引人的，可是到了五十年以后的今天，却成为一块地产，上面盖起了联邦国防军一幢又高又大的办公楼，向小瓦尔特支付了可观的租金———”
在瑞士那位魏玛共和国政界要人的足迹已查明重新出现，不过在那儿唯一能找到是该君的遗孀的。这位身体非常虚弱的老太太住在巴塞尔的一家旅馆里，对那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嗯，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感谢他救了我们一命，是最重要的事。确实如此。他救了我们的命———不过请不要忘记，那时能救人一命的人要么是身居高位，要么就是地位很低下。这开恩的一面人们总是忽略:既然戈林后来声称他曾救过几个犹太人的命，您就不要忘记:什么人才能救人一命？一条人命取决于这样一种慈悲，这究竟专制到什么地步了？一九三三年二月，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巴特戈德斯贝格朋友家的一所别墅里找到了我们，这个人———佩尔策？可能是，他叫什么我一直不知道———像强盗一样凶狠地要我交出全部首饰、全部现金，甚至还索取一张支票，不是贿赂，不，他是怎么说的您知道吗？‘我把我的摩托车卖给你们，车子在后面花园门口停着，我给你们出个点子:你们驾车前往艾费尔山区，别去比利时或卢森堡，然后绕过萨尔布吕肯去边界，到了那里找个人帮你们过去。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说，‘当然，问题在于你们是否认为我的摩托车值这么多钱，你们会不会驾驶摩托车。我的车子是青达普牌的。’幸亏我的丈夫年轻时是个摩托车迷，可是那———那个青年时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们是怎样取道阿尔特纳尔前往普吕姆，再从普吕姆前往特里尔的您也别问，我坐在后座上———嗯，幸好我们在特里尔有党内同志———不是亲自出马，而是通过中间人———送我们到了萨尔区———是的，多亏他救了我们的命———可是他也把我们的性命捏在他的手心里。别提了，请您别再提此事，您走吧。不，我不想知道这位先生的姓名。”
佩尔策本人几乎并不否认所有这些事情，只是他的解释与所有其他人不同。由于他非常爱说而且也很想说，他只要愿意，笔者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前去找他，同他聊天。再次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看上去佩尔策并不暖昧、可疑、油滑。他一本正经，完全有可能被当成一位银行经理，被承认是一位监事会主席，如果介绍说他是一位已退休的部长，对他已经退休人们就会感到大惑不解，因为他根本就不像七十岁的人，而是像一个看上去只有六十一岁或六十四岁的人。
谈到他在军需连的工作时，他并不回避，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只是作了带点哲理性的解释:“您知道，直到今天我一辈子最恨无谓的浪费，我强调:无谓的———浪费本身是件好事，只要事出有因和有意义的话，例如慷慨馈赠呀，解囊相助呀，诸如此类，但无谓的浪费，那会使我恼火。美国人对他们的死者那种做法，我认为就属于‘无谓的浪费’———为了把一个名叫吉米的尸体，比方说从贝恩卡斯特尔(他一九一九年死在那儿的野战医院里)，在一九二三或一九二二年运往威斯康星州，得花费多少费用、人力和物力啊？什么是这样做的目的？他们在尸体上发现的每颗金牙、每个结婚戒指、每条护身符，难道都要运走么？您是否相信，当时———几年前———在利斯河和康布雷战役后我们收集的钱包———是否您相信，如果我们不拿，那些美钞会被连部或营部上缴？再者，是由历史情况以及这种历史情况下需要摩托车的人的钱包决定一辆摩托车的价格的。
“天哪，我难道就没有证明过我也能慷慨大方吗？而且在涉及人性要求的时候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吗？您能判断，我的处境从一九四四年年中起有多么危险吗？我故意违犯了我的公民义务，去成全这两个年轻人的短暂幸福。我看见她按他的手，后来又注意到他们一再跑到后面堆放泥炭、干草、石楠和各种枝叶的温室去呆两三分钟或三四分钟———的确其他人没有注意到，遇到空袭时他们俩有时溜走一两个小时，您以为我也没有发现吗？我不仅违背了公民义务，作为男人也违背了我自己的性爱要求，我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从不隐瞒我的性爱要求———因为我自己对莱尼早就脉脉含情，落花有意。今天我仍然，您尽管告诉她，我今天仍然有兴趣。我们这种打过仗和搞园艺的人有时很粗野，那时我们把今天描写得这样微妙复杂和细腻生动的事情简单地称为‘摔交’———我多么诚实，为了向您证明，现在重新采用我当年的说法和想法。我真想同莱尼‘摔一交’。不只是作为公民，不只是作为老板，不只是作为党员，作为一个男人，我也作出了牺牲。虽然我原则上反对老板和女工谈情说爱、私通或者摔交———随您怎么说———可临到自己头上，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任意而为，于是，我就下手，有时———我们也这样说———打翻一人在地。有几次，我同姑娘们发生了麻烦，大大小小的麻烦，同阿德勒克莱滕最纠缠不清，她爱我，和我生了个孩子，定要和我结婚，叫我同老婆离婚等等。可我是一个坚决反对离婚的人，认为这不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好办法，于是我就给阿德勒在霍恩索伦大街开了一家花店，孩子让她好好抚养。如今阿尔贝特早已是终身制的实科学校教师，阿德勒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生活美好。阿德勒已从一个热情奔放的女人———当年她是个思想坚定的园艺工作者，就像我们这一行所说的那样，热爱大自然———变成一个精明强干、作风正派的女实业家。但一九四四年初波利斯和莱尼的事情，就我惊恐万分。您可以找人，随便找哪一个都行，看看有谁会说我是个不近人情的人。”
佩尔策令人信服地断言，确实没有一个当事人能是个不近人情的人。这里只应指出并记住:佩尔策惊恐万分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他把他心惊胆战的时间提前了六个月。他的话是否可靠，由读者自行判断。
佩尔策那间装玻璃的办公室(如今仍在，被格龙奇当作发货部，准备运走的盆花和墓前盆栽圣诞树在那里堆放着)位于花圃的中心。按照精确测定的地形位置，这间办公室东、北、南三面各与一间温室横向相连，佩尔策就在办公室里坐着仔仔细细地登记温室中种植的花卉(后来让波利斯登记)，然后把一部分交给修饰组，一部分交给单独经营当时还不很景气的陵墓管理业务的格龙奇，再有一部分供应或多或少自由进货的花商。办公室西面———宽度与那三间温室相同———是花圈场，有两扇门直接向两间温室通着，而对任何一点动静佩尔策自然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可能确实看见莱尼和波利斯经常一个接着一个上男女不分的厕所，或是去两间温室中的一间取材料。佩尔策花圃的防空设施，据当地民间防空员封登德里施一再认定，简直是“遭透了”的，勉强符合规定的最近一处地下室防空设在距离约二百五十米的市陵园管理所办公楼里，而根据规定———犹太人、苏联人和波兰人都不得使用这间地下防空室。坚决要求按照这条规定办事的，可想而知是汪夫特、克雷姆普和谢尔夫。那么，英国或美国炸弹如果从天而降，一个苏联人往哪儿躲呢？炸弹虽然不是炸他的，但有可能炸中他。一个苏联人被炸死算不了什么。克雷姆普这样说过:“少一个，有何不可？”(证人克雷默尔)。不过此事又节外生枝，另一个问题产生了:当德国人的生命在防空洞(即使只是假设)受到保护的时候，这个苏联人由谁去看管呢？能让他独自一人，使他有可能不受监督地达到人人皆知但并非人人皆有的那种状况———自由吗？这个难题，佩尔策果断地解决了。他干脆拒绝进地下防空室的门，争辩说———市政当局也私下认为这无可争辩———“防空洞”毫不管用，只不过是口棺材”空袭时他留在办公室，保证不让这个苏联人“轻而易举”地达到自由状态。“毕竟我当过兵，知道我的职责。”一辈子没有进过任何防空洞或地下室的莱尼(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她也与佩尔策相同)则说，她干脆“到坟场去等警报解除”后来结果是“各人干脆自找个地方躲一下，那个可笑的封登德里施即使提抗议也无济于事，他的书面控诉，小瓦尔特干脆让一个好朋友给扣留了”(格龙奇语)。“陵园管理所的这个地下防空室，简直荒唐透顶只不过是一间会把人闷死的房间，只是摆样子的，那是一间普通的地下室，由一层几公分厚的水泥加固，一枚燃烧弹甚至都能把它击穿。”因此空袭警报一响，人们就乱成一团，不能继续干活。他不能放松对那个苏联人的监视，而其他人都“自找去路”在办公室佩尔策留着看管波利斯，时不时看一眼挂钟，为白白流逝的工作时间叫苦，这笔损失都由他负担。由于封登德里施还经常指责佩尔策的百叶窗漏光，他“后来干脆关上灯———水面上一片黑暗”(格龙奇语)。那么，在这黑暗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当佩尔策一九四四年初已惊恐万分的时候，是否波利斯和莱尼已进行“摔交”了？
根据了解莱尼私生活的唯一证人玛格蕾特的介绍，波利斯和莱尼的恋爱关系可作如下颇为详尽的推想。莱尼在首次按手后经常晚上去玛格蕾特家，最后甚至在她家住了，并且又进入“一个健谈的时期”———就像波利斯在波加科夫面前进入一个“极为健谈的时期”一样。波利斯向波加科夫叙述的恋爱情况，虽然不像莱尼对玛格蕾特说得那么详细，但在时间上两人的说法大体是一致的。反正至此一向实事求是的佩尔策，说他如果在一九四四年初就已“惊恐万分”那一定是非常不实事求是的。直到一九四四年二月———按手六星期后———才终于一锤定音！一天，在厕所门口莱尼迅速地小声对波利斯说:“我爱你。”波利斯也急忙小声回答:“我也是。”应当原谅这句语法上错误的省略句。他当然应当说:我也爱你。反正意思莱尼明白了，尽管“那该死的礼炮声这时达到了顶点”(玛格蕾特引用莱尼的原话)。在二月中旬大约第一次接吻，这次初吻使两人销魂。第一次“同房”(莱尼用语，由玛格蕾特证实)或第一次“留宿”(波加科夫用语)有据可查，直到三月十八日白天的一次空袭时进行。那一天空袭从下午两点零二分一直到三点十八分，只将一枚炸弹投下了。
这里必须解除对莱尼的一种不难理解但毫无根据的怀疑，即她奉行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莱尼具有莱因姑娘的那种无比直率的性格(不错，她是莱茵人，甚至是得到赫特霍尼太太“承认”的莱茵人，这可了不起)。只要她喜欢某人或觉得找到了意中人，就会立刻愿意什么都干，进行“最大胆的亲密行动”并且不等教会或国家发给结婚证书。这两个如今不仅卿卿我我，他们已“堕入情网”(波加科夫语)，莱尼内心充满着火一般的热情而且波利斯感觉到了，他向波加科夫谈到这一点时说:“她愿意，愿意———有一种———一种难以置信的迎合。”可以断定，两人都想尽早尽多地同房或留宿，只是环境要求小心谨慎，就像一对情侣从相反的方向各自越过宽一公里的雷区向对方跑去，以便在三米或四米见方的无雷区一起躺倒、“摆平”或摔交。
赫特霍尼太太是这样说的:“这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快似火箭，只是出于保存自己或更大程度上出于保存对方的迫切要求，他们才没有草率从事。我原则上反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在当时的历史和政治情况下，这两人情况特殊我同意，而且违背我的道德原则，希望他们一起去找个旅馆，或者至少找个公园，哪怕是过道走廊之类也好———战争时期甚至连幽会的庸俗方式和地方也重又抬头了———那时，我得补充一句，我认为乱搞男女关系是不光彩的事，我对这种事情今天要开通多了。”
玛格蕾特的原话:“莱尼对我说:‘你知道吗？警告牌，我到处都看得到:小心，有生命危险！’此外您还得知道，联系的机会也是很少的。莱尼完全明白，暂时她还得保持主动，完全一反常规，这已经非同小可了。当时甚至连我也还不敢反其道而行之，同男人我决不会主动搭话。他们俩不仅要谈情说爱，而且必然还要向对方了解情况，把情况打听。要想单独在一起，哪怕只待上半分钟，就已经是难上加难了。后来莱尼干脆在厕所和泥炭堆之间挂上一块麻袋片作帘子，当然钉死没有了，在上面钉一根敲弯的钉子，必要时可以用它将帘子挂上，这样就隔出了一个小房间，他们以后有时就可以在那里短促地摸一下脸蛋，亲一下，而且她还能悄悄地叫一声‘亲爱的’，这已经耸人听闻了。要谈的事真是没完没了！心境、出身、俘虏营里的情况、政治、战争、伙食。当然，她与他也有业务上或工作上的联系，要把做好的花圈送到他那里去，大约每送一次需要半分钟，在其中大约有十秒钟可以迅速说上几句悄悄话。有时无需预先安排，两人一起在佩尔策的办公室里有事可干，譬如向他莱尼口授用花数量或查看缎带柜里的存货。这样，又可以多谈一分钟。不过，他们不得不通过略语进行交谈，而且对这些略语先得取得一致。如果波利斯说个“两”字，莱尼就知道了这一天俘虏营里死了两个人。此外，他们当然在实际纯属多余但对恋人来说却必不可少的问题如‘你还爱我吗？’等上面花费不少时间，而这也得使用略语。波利斯例如说:‘一直还———像我一样？’那么莱尼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一直还爱我吗，就像我爱你一样？’她可以马上说:‘是，是，是。’———这就不用花很多时间了。此外，当然她有时得拿出几支香烟请客，去讨好那个一条腿的纳粹分子———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不过这得非常非常小心，免得他产生了误解，不是想接近他或收买他，只不过是同事之间理所当然的客套而已，既然她———可能在四周内———给了这个纳粹分子四五支烟，公开地给波利斯一支，也就可以了。这时佩尔策就会说:‘孩子们，到外面去歇一会儿，在新鲜的空气中抽支烟。’这样，波利斯也可以出去，在外面公开地抽一支烟———而且他们就可以有两三分钟公开交谈，这些话当然无人能懂。那个纳粹分子有时候装病不上班，那个讨厌的婆娘也这样，两人有时同时泡病号。有时他们走红运，有三四个人同时生病，加上佩尔策又不在，波利斯于是就记一部分帐，莱尼记另一部分帐———他们这时就堂堂正正地一起在办公室泡上二十分钟或者至少十分钟，可以好好地交谈，谈自己的生平，谈自己的父母，莱尼谈阿洛伊斯———这样过了好久，那时我相信他们已经像莱尼所说的同过房了，而莱尼却连他姓什么还不知道呢。‘干吗呀，’她对我说，‘干吗急着问这个，有更要紧的事要说呢。我告诉他，我姓格鲁伊藤，而不是证件上所写的普法伊弗。’为了能正确地向他报道前线情况，战争的历史莱尼可下了一番功夫钻研:她把我们收听英国广播得到的情况，全都记入一本地图册，我告诉您，她一清二楚:一九四四年一月初，战线还在克里沃罗格附近，三月底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附近打了一场包围战，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俄国人已到达伦贝格。她此外还知道得清清楚楚，美国人已从西部来到阿弗朗什、圣洛和卡昂。她十一月里，早已怀孕，老是对美国人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她这样说———‘止步不前’，从蒙绍到莱茵河竟用了那么长时间。‘只有八九十公里的路程，’她说，‘这么长... -->>
由于老格龙奇出于至诚并长期有效的邀请，笔者便多次登门拜访，与他在炎热的晚夏黄昏共享笼罩在一座有围墙的陵园内真正天堂般的静谧。下面将格龙奇的原话引用了，是大约四次谈话的梗概。这几次谈话全是在融洽的气氛中开始并结束在融洽的气氛中，每次谈话的地点各不相同:第一次坐在接骨木树丛中的长凳上，第二次在夹竹桃丛中的长凳上坐着，第三次坐在茉莉花丝中，第四次在金链花丛中坐着(老格龙奇喜欢变花样，声称还有更多的长凳在更多的树丝中备用)。宾主一边喝啤酒，一边抽烟，间或侧耳谛听那好像十分遥远的几乎动听的街道喧闹声。
第一次采访(接骨木丛中)纪要:“这真滑稽，我们的小瓦尔特谈什么发财的机会，他是从不放过这种机会的，他十九岁那一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个军需连里就这么干了。军需连？———嗯，比方说，他们在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那儿有好多东西可以收集，还能供部队使用:步枪、钢盔、弹药、机枪、甚至还有大炮，每一顶丢掉的帽子、每个军用水壶、皮带等等都拣———当然死人还在周围躺着，而死人口袋里往往会有东西:照片、信件———皮夹子，里面有时有钱。小瓦尔特的一个弟兄对我说过，这家伙可是天不怕地不怕，连死人嘴里的金牙也不放过，不管是什么国籍的———后来还出现了美国人，当时在欧洲战场上这还是头一次———而我们的小瓦尔特第一次在死人身上证明了他自己所谓的生意头脑。当然这一切都是严格禁止的，可是人们———但愿您不在其中———往往错误地以为会令行禁止。小瓦尔特的长处就在于此:他把条令法律并不放在心上，只是留神别被人抓住。嗯，这小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一笔不小的洋财，才十九岁的年纪，回来时腰里揣着一大包美元、英镑、比利时法郎和法国法郎———还有一小包数目可观的黄金。他证明自己有生意头脑，他有很尖的鼻子，看出做不动产生意大有可为，便大量收购房地产。他最喜欢收买空地皮，我指的不是没有种植花草树木的土地，而是用来盖房子的地皮，必要时他也购买已经盖了房子的地皮。美元和英镑那时候很值钱，土地，例如郊区土地非常便宜。尽量靠近公路干线的地段是他选择的，东买一块，西买一块，再买下位于市中心的几所破产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小房子。然后，我们的小瓦尔特就出去干和平工作，这样说如果您愿意:他把美国兵的尸体挖出来，装进锌皮棺材运往美国———干这种活可以在合法的招牌下干非法的勾当，因为挖出来的尸体有的嘴里也有金牙。卫生是美国人讲究的，付给这种工作优厚的酬金，于是有美元紧缺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腰包又有许多合法和非法的美元进了，他又买下了几小块地皮，零敲碎打，这一次是在市中心，那儿有一些小食品商和手工业者破产。”
夹竹桃丛中的谈话纪要:“十四岁那年我到老佩尔策的店里学徒，当时瓦尔特四岁，大家，包括他父母，都叫他小瓦尔特———这名字就一直叫下来了。他们都是好人的，他的父母，他的母亲虔诚得有些过分，老是上教堂什么的，父亲死也不肯信教，您想想，这在一九四年意味着什么。当然，他读过尼采的作品，读过施特凡格奥尔格的作品，他并不是个爱想入非非的人，只是脾气有些古怪，对买卖他不怎么感兴趣，只关心育种和试验，拿一种新的说法说出来:他不仅探索蓝花，而且探索新花。从一开始他就参加青年运动，把我也拉了进去，今天我还能把劳动者这首歌的全部歌词都唱出来。”(格龙奇唱:)“‘黄金是谁开采？矿石是谁开采？是谁织布纺纱？是谁种粮种菜？是谁养活富人而自己却一无所有？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是谁从早累到晚？为别人创造财富的是谁？是谁一手推动世界车轮前进而政治上无权？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嗯，在十四岁那年我从您可以想象的最贫困的艾费尔山村到海因茨佩尔策那里学手艺。在温室里他为我整理出一间小屋子，有床铺和桌椅，紧挨着炉子———他管我吃，给一点零花钱———而他自己吃的也不比我好，钱也不比我多。我们都是共产党，但并不知道这个字眼，不清楚这是什么。我一九八年到一九一年，应征入伍，当然是去冰冷的故乡，他们把我送到布罗姆贝格，佩尔策的妻子阿德尔海德常给我寄东西。我休假上什么地方去呢？我不回老家，不回那个教士跋扈的穷山沟，我到佩尔策那儿去———诺，小瓦尔特那时老是在露天园圃和温室里，在我们中间钻来钻去玩，小家伙逗人喜欢，文静，不随和，但不是不亲切，您知道，我考虑是什么使他和他的父亲完全不同:是害怕。他害怕。那时经常遇到执达员和被银行拒付的汇票带来的麻烦事，我们有时几个帮手把自己不多的积蓄也凑给老板应付过关。从前花圃根本赚不了大钱，只是养花热席卷了整个欧洲之后才赚大钱。因茨佩尔策一心一意探索他的新花海。他认为，新时代需要一种新花，他想入非非非，但从来没能培植出什么一鸣惊人的品种，他尽管像一个发明家一样，神秘地对他的花盆和花坛摆弄了好多年，剪枝、施肥、嫁接，但长出来的只是变种的郁金香或退化的玫瑰，不好看的杂种。嗯，六岁小瓦尔特上学时脑袋瓜里只有一个‘员’字，他对执达员的简称是这个。‘妈妈，今天员来吗？爸爸，今天员又来吗？’是害怕，我告诉您，使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是害怕。当然，他没有上完中学，连三年级也没念完，就到花圃去学手艺，完了，那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您如果问我的话:一九一四年不仅是瓦尔特中学生活的结束，一切的一切都完了。我那一年二十四岁，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都完了。完了。那些白痴竟会受他们那个虚情假意的混帐皇帝的欺骗！这一点，瓦尔特的父亲海因茨也明白，他终于放弃了他那半吊子的试验。他也像我一样不得不入伍———由于我们俩生气，可以说由于愤怒、由于伤心、由于生气而当了上士。那些新兵是我讨厌的，那些刚入伍的笨蛋，他们受过了规规矩矩的教育，卑躬屈膝，真叫人恶心。我讨厌他们，存心折磨他们。是的，我当了军士长，我把他们一群一群地、一营一营地赶出哈克托尔营房，同布罗姆贝格营房那些营房一模一样，毫无二致———以致您闭上眼睛也能找到三连连部，就像在布罗姆贝格一样———一批一批的我对他们进行训练，并把他们送上前线。在我的口袋里，我的皮夹子里有一张罗莎卢森堡的小照片。我把它带在身上，像小圣像一样，它后来像小圣像一样破旧了。总之，士兵委员会我没有参加，不，对我来说，一九一四年是德国历史的终结———他们后来当然把罗莎卢森堡杀害了，社会民主党那些老爷让人杀害了她———后来连我们的小瓦尔特也上了战场，也许收集金牙、捞美金倒是唯一聪明的做法。他母亲阿德尔海德是个可爱的女人，曾经甚至很漂亮，但后来很早就变丑了，红鼻头，尖鼻子，嘴角露出痛苦恼恨的表情，我简直受不了女人有这种表情:我见过我的祖母脸上有这种表情，我母亲也有，这些美丽的脸蛋上只剩下痛苦，只剩下恼恨，她们只听那些该死的教士的话，一清早就去做晨祷了，下午又带上念珠出门，晚上带着念珠再去一次———嗯，我们得经常去教堂或陵园小教堂，因为我们经营盆栽棕榈之类的出租业务。阿德尔海德因此同教堂的关系是大有好处的，逢有社团活动和企业庆祝活动什么的———嗯，我真想朝祭坛上吐唾沫，只是因为阿德尔海德的缘故才没有这样做。海因茨后来也开始酗酒嗯，小瓦尔特经常离开家我能理解了，去扒美国人的尸体，接着他到义勇团混了半年，我想那是在西里西亚，以后在城里呆了一段时间，开始搞拳击，是职业性的，但进项并不多。为妓女拉点客———起初是给那些为一杯二十芬尼的咖啡就卖身的廉价婊子拉客，之后是为高一级的妓女———是的，他后来确实成了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也为时不长。这人从来不多说话的，他也不大在乎他的不动产收益不多，园艺活计他从来没有干过，因为干这种活手会弄得很脏，脏东西会侵入到皮肤纹路中去———而我们的小瓦尔特一向讲究，总是很注意养生之道:他每天早晨长跑，然后淋浴，热水和冷水，他觉得家里的早餐太差劲，是代用咖啡和什锦果酱，于是他马上就溜到他的婊子咖啡馆去，点鸡蛋、真咖啡和一杯法国白兰地———以后这些东西由姑娘们的嫖客付帐。当然，他很早就搞来了一辆汽车，虽然只是哈诺马格牌。”
茉莉花丛谈话纪要:“对父母他一直不错，确实不错，他真爱他们，我差不多相信了。从未顶撞过他的母亲，连一句取笑的话也没有说过。而阿德尔海德的脾气变得越来越不好了，后来她死了，不是死于悲伤，而是死于烦恼。一个闷闷不乐的女人，可惜———从前长得美貌健壮，我一九四年进店时，她一天到晚快快活活、干干净净。瓦尔特后来有时跟我们去送盆栽棕榈，您真应当看看他如何在祭坛跪拜，手伸进圣水盆动作干净利索。后来，他一九三二年加入冲锋队，一九三三年初参加搜捕政界要人，但没有抓过一个人，而是乘机捞了一把票，只要给他首饰和现钞，他就把他们放走———这笔外快一定不小，一辆新汽车、新衣服他很快就有了，当时还可以低价购进犹太人的地产，东买下一家小铺子，西买下一块地皮，他后来说这样做‘有点粗鲁’。这时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绅士，手指甲修得很整洁，一九三四年娶了普鲁姆特尔的女儿夏娃，当然很有钱。这个姑娘您知道眼界很高，人品不错，只是有点神经质。她父亲开了一家经营分期偿还贷款业务的办事处，后来还开了几家当铺———而女儿呢，嗯，读里尔克的作品，吹笛子。嗯，也有几块地产在她的嫁妆中，还有一包现钞。他一九三四年后，当上了名誉中队长，但不参与龌龊的勾当，伤天害理的事也不参与，不能说他这个人心狠手辣，只是一心想弄地皮。奇怪的是，他愈有钱，也就变得愈有人情味，就算在水晶夜他也没有参与抢劫。他只是上音乐咖啡馆去坐坐，看看歌剧，当然是长期票，孩子有了，疼爱得不得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瓦尔特和小夏娃，到了一九三六年，当海因茨确实因酗酒过度而瘦骨伶仃、苦恼不幸地死去的时候，花圃终于被他接管了———嗯，我成了小瓦尔特的业务总管，我们开始搞花圈场，接受党的定货，他把花圃的一部分送给我，今天这部分还属于我所有的，应当说他很慷慨，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刻薄或者小里小气的话。海因茨和可怜的阿德尔海德去世后买卖蒸蒸日上。”
金链花丛谈话纪要:有人认为，瓦尔特如果说是个纳粹分子，就连纳粹分子听了也会生气。到了一九四四年年中，莱尼和那个俄国人发生那件事的时候，他完全的变了。他十分关心他们两人的冷暖，打电话，谈话。他和过去不同的是，变得爱冥思苦想了。瓦尔特也明白:战争已打败了，如果优待一个俄国人和格鲁伊滕家的姑娘，战后是决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利的———可是，战争还会持续多久呢？这个问题使我们大家都精神紧张:最后这几个月里，随时都有人被绞死或枪毙，无论你是老纳粹或不是纳粹，能否挺过去都已没有把握了———妈的，美国人最后从亚琛打到莱茵河，花了多少时间呀？将近半年时间。我相信，体格健壮、十分疼爱自己的两个孩子的小瓦尔特，这时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内心冲突。他住在郊外别墅里，有两条精心喂养的狗、两个可爱的孩子、汽车和越来越多的地皮。老地产他已卖给别人建造居民区和兵营，现款是不收的，不，他不太看重现金，一心只想要实物；离市区稍远的地皮他收进了，面积两倍、三倍于他出让的地皮，因为他是个乐天派。他是十分讲究保养身体的，一直坚持每天早晨在公园里跑步，淋浴，丰盛的早餐，如今在家里用早餐，遇到非进教堂不可的时候，仍能表演一个漂亮的屈膝下跪动作或者敏捷地画十字。但是，这时有了莱尼和波利斯这两个人，他喜欢他们，他们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工人，有着更有势力的后台，是谁他不知道———而且还有别的更有势力的人，可以很快地将一个人绞死、枪毙或送进集中营。这里不过千万别误会，别以为小瓦尔特突然发现了自己身上那个被一些人叫做良心的陌生之物，或者吓得浑身发抖或者出于好奇，那个奇怪的、至今他仍不明白的外来词或新大陆突然开始接近，即人们常说的道德。不，不。他发了财，从来内心深处不存在冲突，可有时遇到外来的冲突(因为党内或冲锋队内也有人找他麻烦，使他烦恼)。在他的所有活动中，他从军需连开始一直到一九三三年收取现金首饰放走政界要人，常常遇到麻烦。有人向党内法庭和正规法院有人举报他，尤其是后来他对花圈和缎带的利用太过分的时候。还真有不少的麻烦事，他硬着头皮去顶，沉着冷静地排除了种种艰险。他采用的方法是强调他的活动对全民族和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说明了他是孜孜不倦地与当时称作‘浪费现象’这一全民族之大敌作斗争的。麻烦是有的，但在对他有利的事情上，他的内心从来就不曾有过斗争。对他来说，俄国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无所谓，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或别的什么党都无所谓———可是，一种更强大的势力和另一种更强大的势力现在是对着干，而且他对波利斯和莱尼怀有好感，甚至———什么样的巧合呀！———他发财，他们俩都帮了，他该怎么办呢？他毫不在意战争已经失败，对政治和‘德国人民的生死存亡’不感兴趣———可他妈的，谁能告诉他，究竟一九四四年七月离战争结束还有多久呢？他深信，作好战争失败的思想准备，是不会错的，改换门庭，可是究竟应当或能够从何时起终于改换门庭呢？”
几个问题由读者自己回答，这里不妨总结一下并提出。首先提供统计材料和外部情况。那就错了，若以为佩尔策是个爱抽雪茄、有点邋遢的人。他(过去和现在)衣着讲究，非常整洁，总是戴时髦的领带，甚至这些领带对年已古稀的佩尔策仍很般配。他抽香烟，一贯风度不凡，这里虽然也描写过他吐唾沫的事，但有必要补充说明:唾沫，他是很少吐的，几乎从未吐过，那一次他吐唾沫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可能还是一种旗帜鲜明的表态。他住在一座别墅里，他不把它叫做别墅。他身高一米八三，体重———据他那给他看病的当医生的儿子说———七十八公斤，他是有一头浓密的头发的，从前是黑色，如今略显花白。确实他应当算作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典范么？什么时候他有过l2、t和w？尽管他看上去对人生有着一种几乎绝对的自信，但没有一种适用于他的l1，有关l1的说明中所列举的八种形容词，如果说，他脸上有时也露出笑容，那么这更像蒙娜丽莎的微笑，而不像如来佛的微笑。如果把他看作是一个不畏外在冲突，不知有内心冲突，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四十四岁那一年都毫无内心冲突，把他父亲的企业扩充了五倍并且不怕“小牲口的粪”的人，那就应当明白，第一次突然失去了绝对自信，战战兢兢地踏上了新大陆，是他到了四十四岁年纪已较大的时候。
如果再考虑到他的一个明显特征，一种强烈得几乎过分的官能要求(他的早餐习惯与莱尼一模一样)，也许就不难想象了，一九四四年年中以后他陷入了何种冲突。如果再把旺盛得几乎过分的精力当作佩尔策的一个明显特征，就能想象，他一九四四年七月后陷入了何种冲突。也许可以说明一份重要的详细的材料，佩尔策在战争快要结束时的表现。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就在美国人入城之前数日，佩尔策书面声明退出党和冲锋队并用挂号寄出，与这个组织的罪行划清界线，声称自己(此信的正式副本可向笔者索阅)“是一个上当受骗、误入歧途的正派的德国人”在美国人入城前夕他肯定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一所仍营业的德国邮局，或者至少是一位有权开证明的德国邮局职员。也有挂号信的收据，尽管上面的纳粹兀鹰标志显得很难看。美国人入城时，佩尔策就可以振振有辞地说他不是纳粹组织的成员了。他领到了经营苗圃和花圈场的执照，因为这时丧葬活动仍在继续，数量虽然大大减少。佩尔策对他的行业的牢不可破的评论是:“总会有人死的。”
不过，他这时还得在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度过将近一年，战争才告结束。而他在有人要求关照(休假、预支、附加工资、额外赠花)时首先总是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的。”这句口头禅得到花圈场所有仍在世和找得到的证人证实。“说这句话他几乎像念经(赫特霍尼语)，念咒甚至有点像，就好像他必须使自己相信他确实不是不近人情的人，有时讲这句话简直驴唇不对马嘴。比如有一次我问他一家人都好吧，他却回答:‘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还有一次，有人———是谁我记不得了———问他那天是星期几———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二，他却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的腔调，我们大家都学着讲，连波利斯也学他，当然比较谨慎，比如当我送去花圈叫他装上缎带时，他就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瓦尔特佩尔策发生的变化，从心理分析角度来看很有意思。”佩尔策这句口头禅的数量和质量克雷默尔充分证实了:“是啊，这句话他老挂在嘴边，人们已完全不把它当一回事，就像在教堂里听到‘主与你们同在’或‘怜悯我们’一样。他后来有两种说法:‘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和‘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
格龙奇(在后来一次可惜不能舒适地坐在接骨木或类似的树丛中欢聚的短暂访问中)说:“对，不错，不错。‘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甚至有时一个人的时候他也这样自言自语。我常听到，毫不放在心上，因为这对他来说几乎已变得像呼吸一样理所当然。嗯(格龙奇脸上露出奸笑)，那些金牙也许是使他有点不自在，还有那些偷来的花圈、鲜花、缎带和他在继续收买的地皮，也未停止，即使在战争时期。此外，您有时不妨想一想，两把、三把、也许四把不同国籍的金牙怎样变成了一块地皮，起初并不吸引人的，可是到了五十年以后的今天，却成为一块地产，上面盖起了联邦国防军一幢又高又大的办公楼，向小瓦尔特支付了可观的租金———”
在瑞士那位魏玛共和国政界要人的足迹已查明重新出现，不过在那儿唯一能找到是该君的遗孀的。这位身体非常虚弱的老太太住在巴塞尔的一家旅馆里，对那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嗯，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感谢他救了我们一命，是最重要的事。确实如此。他救了我们的命———不过请不要忘记，那时能救人一命的人要么是身居高位，要么就是地位很低下。这开恩的一面人们总是忽略:既然戈林后来声称他曾救过几个犹太人的命，您就不要忘记:什么人才能救人一命？一条人命取决于这样一种慈悲，这究竟专制到什么地步了？一九三三年二月，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巴特戈德斯贝格朋友家的一所别墅里找到了我们，这个人———佩尔策？可能是，他叫什么我一直不知道———像强盗一样凶狠地要我交出全部首饰、全部现金，甚至还索取一张支票，不是贿赂，不，他是怎么说的您知道吗？‘我把我的摩托车卖给你们，车子在后面花园门口停着，我给你们出个点子:你们驾车前往艾费尔山区，别去比利时或卢森堡，然后绕过萨尔布吕肯去边界，到了那里找个人帮你们过去。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说，‘当然，问题在于你们是否认为我的摩托车值这么多钱，你们会不会驾驶摩托车。我的车子是青达普牌的。’幸亏我的丈夫年轻时是个摩托车迷，可是那———那个青年时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们是怎样取道阿尔特纳尔前往普吕姆，再从普吕姆前往特里尔的您也别问，我坐在后座上———嗯，幸好我们在特里尔有党内同志———不是亲自出马，而是通过中间人———送我们到了萨尔区———是的，多亏他救了我们的命———可是他也把我们的性命捏在他的手心里。别提了，请您别再提此事，您走吧。不，我不想知道这位先生的姓名。”
佩尔策本人几乎并不否认所有这些事情，只是他的解释与所有其他人不同。由于他非常爱说而且也很想说，他只要愿意，笔者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前去找他，同他聊天。再次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看上去佩尔策并不暖昧、可疑、油滑。他一本正经，完全有可能被当成一位银行经理，被承认是一位监事会主席，如果介绍说他是一位已退休的部长，对他已经退休人们就会感到大惑不解，因为他根本就不像七十岁的人，而是像一个看上去只有六十一岁或六十四岁的人。
谈到他在军需连的工作时，他并不回避，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只是作了带点哲理性的解释:“您知道，直到今天我一辈子最恨无谓的浪费，我强调:无谓的———浪费本身是件好事，只要事出有因和有意义的话，例如慷慨馈赠呀，解囊相助呀，诸如此类，但无谓的浪费，那会使我恼火。美国人对他们的死者那种做法，我认为就属于‘无谓的浪费’———为了把一个名叫吉米的尸体，比方说从贝恩卡斯特尔(他一九一九年死在那儿的野战医院里)，在一九二三或一九二二年运往威斯康星州，得花费多少费用、人力和物力啊？什么是这样做的目的？他们在尸体上发现的每颗金牙、每个结婚戒指、每条护身符，难道都要运走么？您是否相信，当时———几年前———在利斯河和康布雷战役后我们收集的钱包———是否您相信，如果我们不拿，那些美钞会被连部或营部上缴？再者，是由历史情况以及这种历史情况下需要摩托车的人的钱包决定一辆摩托车的价格的。
“天哪，我难道就没有证明过我也能慷慨大方吗？而且在涉及人性要求的时候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吗？您能判断，我的处境从一九四四年年中起有多么危险吗？我故意违犯了我的公民义务，去成全这两个年轻人的短暂幸福。我看见她按他的手，后来又注意到他们一再跑到后面堆放泥炭、干草、石楠和各种枝叶的温室去呆两三分钟或三四分钟———的确其他人没有注意到，遇到空袭时他们俩有时溜走一两个小时，您以为我也没有发现吗？我不仅违背了公民义务，作为男人也违背了我自己的性爱要求，我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从不隐瞒我的性爱要求———因为我自己对莱尼早就脉脉含情，落花有意。今天我仍然，您尽管告诉她，我今天仍然有兴趣。我们这种打过仗和搞园艺的人有时很粗野，那时我们把今天描写得这样微妙复杂和细腻生动的事情简单地称为‘摔交’———我多么诚实，为了向您证明，现在重新采用我当年的说法和想法。我真想同莱尼‘摔一交’。不只是作为公民，不只是作为老板，不只是作为党员，作为一个男人，我也作出了牺牲。虽然我原则上反对老板和女工谈情说爱、私通或者摔交———随您怎么说———可临到自己头上，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任意而为，于是，我就下手，有时———我们也这样说———打翻一人在地。有几次，我同姑娘们发生了麻烦，大大小小的麻烦，同阿德勒克莱滕最纠缠不清，她爱我，和我生了个孩子，定要和我结婚，叫我同老婆离婚等等。可我是一个坚决反对离婚的人，认为这不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好办法，于是我就给阿德勒在霍恩索伦大街开了一家花店，孩子让她好好抚养。如今阿尔贝特早已是终身制的实科学校教师，阿德勒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生活美好。阿德勒已从一个热情奔放的女人———当年她是个思想坚定的园艺工作者，就像我们这一行所说的那样，热爱大自然———变成一个精明强干、作风正派的女实业家。但一九四四年初波利斯和莱尼的事情，就我惊恐万分。您可以找人，随便找哪一个都行，看看有谁会说我是个不近人情的人。”
佩尔策令人信服地断言，确实没有一个当事人能是个不近人情的人。这里只应指出并记住:佩尔策惊恐万分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他把他心惊胆战的时间提前了六个月。他的话是否可靠，由读者自行判断。
佩尔策那间装玻璃的办公室(如今仍在，被格龙奇当作发货部，准备运走的盆花和墓前盆栽圣诞树在那里堆放着)位于花圃的中心。按照精确测定的地形位置，这间办公室东、北、南三面各与一间温室横向相连，佩尔策就在办公室里坐着仔仔细细地登记温室中种植的花卉(后来让波利斯登记)，然后把一部分交给修饰组，一部分交给单独经营当时还不很景气的陵墓管理业务的格龙奇，再有一部分供应或多或少自由进货的花商。办公室西面———宽度与那三间温室相同———是花圈场，有两扇门直接向两间温室通着，而对任何一点动静佩尔策自然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可能确实看见莱尼和波利斯经常一个接着一个上男女不分的厕所，或是去两间温室中的一间取材料。佩尔策花圃的防空设施，据当地民间防空员封登德里施一再认定，简直是“遭透了”的，勉强符合规定的最近一处地下室防空设在距离约二百五十米的市陵园管理所办公楼里，而根据规定———犹太人、苏联人和波兰人都不得使用这间地下防空室。坚决要求按照这条规定办事的，可想而知是汪夫特、克雷姆普和谢尔夫。那么，英国或美国炸弹如果从天而降，一个苏联人往哪儿躲呢？炸弹虽然不是炸他的，但有可能炸中他。一个苏联人被炸死算不了什么。克雷姆普这样说过:“少一个，有何不可？”(证人克雷默尔)。不过此事又节外生枝，另一个问题产生了:当德国人的生命在防空洞(即使只是假设)受到保护的时候，这个苏联人由谁去看管呢？能让他独自一人，使他有可能不受监督地达到人人皆知但并非人人皆有的那种状况———自由吗？这个难题，佩尔策果断地解决了。他干脆拒绝进地下防空室的门，争辩说———市政当局也私下认为这无可争辩———“防空洞”毫不管用，只不过是口棺材”空袭时他留在办公室，保证不让这个苏联人“轻而易举”地达到自由状态。“毕竟我当过兵，知道我的职责。”一辈子没有进过任何防空洞或地下室的莱尼(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她也与佩尔策相同)则说，她干脆“到坟场去等警报解除”后来结果是“各人干脆自找个地方躲一下，那个可笑的封登德里施即使提抗议也无济于事，他的书面控诉，小瓦尔特干脆让一个好朋友给扣留了”(格龙奇语)。“陵园管理所的这个地下防空室，简直荒唐透顶只不过是一间会把人闷死的房间，只是摆样子的，那是一间普通的地下室，由一层几公分厚的水泥加固，一枚燃烧弹甚至都能把它击穿。”因此空袭警报一响，人们就乱成一团，不能继续干活。他不能放松对那个苏联人的监视，而其他人都“自找去路”在办公室佩尔策留着看管波利斯，时不时看一眼挂钟，为白白流逝的工作时间叫苦，这笔损失都由他负担。由于封登德里施还经常指责佩尔策的百叶窗漏光，他“后来干脆关上灯———水面上一片黑暗”(格龙奇语)。那么，在这黑暗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当佩尔策一九四四年初已惊恐万分的时候，是否波利斯和莱尼已进行“摔交”了？
根据了解莱尼私生活的唯一证人玛格蕾特的介绍，波利斯和莱尼的恋爱关系可作如下颇为详尽的推想。莱尼在首次按手后经常晚上去玛格蕾特家，最后甚至在她家住了，并且又进入“一个健谈的时期”———就像波利斯在波加科夫面前进入一个“极为健谈的时期”一样。波利斯向波加科夫叙述的恋爱情况，虽然不像莱尼对玛格蕾特说得那么详细，但在时间上两人的说法大体是一致的。反正至此一向实事求是的佩尔策，说他如果在一九四四年初就已“惊恐万分”那一定是非常不实事求是的。直到一九四四年二月———按手六星期后———才终于一锤定音！一天，在厕所门口莱尼迅速地小声对波利斯说:“我爱你。”波利斯也急忙小声回答:“我也是。”应当原谅这句语法上错误的省略句。他当然应当说:我也爱你。反正意思莱尼明白了，尽管“那该死的礼炮声这时达到了顶点”(玛格蕾特引用莱尼的原话)。在二月中旬大约第一次接吻，这次初吻使两人销魂。第一次“同房”(莱尼用语，由玛格蕾特证实)或第一次“留宿”(波加科夫用语)有据可查，直到三月十八日白天的一次空袭时进行。那一天空袭从下午两点零二分一直到三点十八分，只将一枚炸弹投下了。
这里必须解除对莱尼的一种不难理解但毫无根据的怀疑，即她奉行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莱尼具有莱因姑娘的那种无比直率的性格(不错，她是莱茵人，甚至是得到赫特霍尼太太“承认”的莱茵人，这可了不起)。只要她喜欢某人或觉得找到了意中人，就会立刻愿意什么都干，进行“最大胆的亲密行动”并且不等教会或国家发给结婚证书。这两个如今不仅卿卿我我，他们已“堕入情网”(波加科夫语)，莱尼内心充满着火一般的热情而且波利斯感觉到了，他向波加科夫谈到这一点时说:“她愿意，愿意———有一种———一种难以置信的迎合。”可以断定，两人都想尽早尽多地同房或留宿，只是环境要求小心谨慎，就像一对情侣从相反的方向各自越过宽一公里的雷区向对方跑去，以便在三米或四米见方的无雷区一起躺倒、“摆平”或摔交。
赫特霍尼太太是这样说的:“这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快似火箭，只是出于保存自己或更大程度上出于保存对方的迫切要求，他们才没有草率从事。我原则上反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在当时的历史和政治情况下，这两人情况特殊我同意，而且违背我的道德原则，希望他们一起去找个旅馆，或者至少找个公园，哪怕是过道走廊之类也好———战争时期甚至连幽会的庸俗方式和地方也重又抬头了———那时，我得补充一句，我认为乱搞男女关系是不光彩的事，我对这种事情今天要开通多了。”
玛格蕾特的原话:“莱尼对我说:‘你知道吗？警告牌，我到处都看得到:小心，有生命危险！’此外您还得知道，联系的机会也是很少的。莱尼完全明白，暂时她还得保持主动，完全一反常规，这已经非同小可了。当时甚至连我也还不敢反其道而行之，同男人我决不会主动搭话。他们俩不仅要谈情说爱，而且必然还要向对方了解情况，把情况打听。要想单独在一起，哪怕只待上半分钟，就已经是难上加难了。后来莱尼干脆在厕所和泥炭堆之间挂上一块麻袋片作帘子，当然钉死没有了，在上面钉一根敲弯的钉子，必要时可以用它将帘子挂上，这样就隔出了一个小房间，他们以后有时就可以在那里短促地摸一下脸蛋，亲一下，而且她还能悄悄地叫一声‘亲爱的’，这已经耸人听闻了。要谈的事真是没完没了！心境、出身、俘虏营里的情况、政治、战争、伙食。当然，她与他也有业务上或工作上的联系，要把做好的花圈送到他那里去，大约每送一次需要半分钟，在其中大约有十秒钟可以迅速说上几句悄悄话。有时无需预先安排，两人一起在佩尔策的办公室里有事可干，譬如向他莱尼口授用花数量或查看缎带柜里的存货。这样，又可以多谈一分钟。不过，他们不得不通过略语进行交谈，而且对这些略语先得取得一致。如果波利斯说个“两”字，莱尼就知道了这一天俘虏营里死了两个人。此外，他们当然在实际纯属多余但对恋人来说却必不可少的问题如‘你还爱我吗？’等上面花费不少时间，而这也得使用略语。波利斯例如说:‘一直还———像我一样？’那么莱尼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一直还爱我吗，就像我爱你一样？’她可以马上说:‘是，是，是。’———这就不用花很多时间了。此外，当然她有时得拿出几支香烟请客，去讨好那个一条腿的纳粹分子———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不过这得非常非常小心，免得他产生了误解，不是想接近他或收买他，只不过是同事之间理所当然的客套而已，既然她———可能在四周内———给了这个纳粹分子四五支烟，公开地给波利斯一支，也就可以了。这时佩尔策就会说:‘孩子们，到外面去歇一会儿，在新鲜的空气中抽支烟。’这样，波利斯也可以出去，在外面公开地抽一支烟———而且他们就可以有两三分钟公开交谈，这些话当然无人能懂。那个纳粹分子有时候装病不上班，那个讨厌的婆娘也这样，两人有时同时泡病号。有时他们走红运，有三四个人同时生病，加上佩尔策又不在，波利斯于是就记一部分帐，莱尼记另一部分帐———他们这时就堂堂正正地一起在办公室泡上二十分钟或者至少十分钟，可以好好地交谈，谈自己的生平，谈自己的父母，莱尼谈阿洛伊斯———这样过了好久，那时我相信他们已经像莱尼所说的同过房了，而莱尼却连他姓什么还不知道呢。‘干吗呀，’她对我说，‘干吗急着问这个，有更要紧的事要说呢。我告诉他，我姓格鲁伊藤，而不是证件上所写的普法伊弗。’为了能正确地向他报道前线情况，战争的历史莱尼可下了一番功夫钻研:她把我们收听英国广播得到的情况，全都记入一本地图册，我告诉您，她一清二楚:一九四四年一月初，战线还在克里沃罗格附近，三月底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附近打了一场包围战，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俄国人已到达伦贝格。她此外还知道得清清楚楚，美国人已从西部来到阿弗朗什、圣洛和卡昂。她十一月里，早已怀孕，老是对美国人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她这样说———‘止步不前’，从蒙绍到莱茵河竟用了那么长时间。‘只有八九十公里的路程，’她说，‘这么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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